证券时报记者 王蕊 谭楚丹

现代社会，尽管人才流动非常正常，但对于在一个城市生活十多年且已安家乐业的人而言，“抛妻离家”孤身去往另一个城市，一定需要强大的勇气。

邓舟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深圳打拼了11年后，去年他决然地“抛妻离家”，开始孤身闯荡上海滩。

“这些年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往北上走，倒不是说大家觉得深圳不好，只是必须要抓住工作机会。”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深圳投行打拼的邓舟，在纠结、徘徊了几个月后，最后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深圳的家人、深圳的房子、深圳的车子，投奔到了大上海投行圈。

在刚过而立之年的邓舟看来，这是一种痛苦的抉择：他爱深圳，这是一座承载了他青春和梦想的城市，现如今更是他对家人、朋友的牵挂。但当难得的升职机会和更广阔的业务空间在招手的时候，邓舟说他只能选择做一只往返于沪深两地的候鸟，因为他还想继续奋斗。

2009年，国内资本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小板IPO重启，创业板在深交所开板，创投公司云集鹏城，市场化发行定价启动……深圳投行的一度辉煌自此而始。同一年，邓舟也在深圳开始了自己的投行生涯。

彼时头部券商仍然将大型央企、国企作为主要客户，而以国信、平安、招商、广发、华泰联合组成的“华南五虎”则在中小企业上市潮中异军突起，奠定了深圳投行业务飞速发展的基础。

作为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投行人，邓舟见证了深圳投行模式的兴起与没落。他说，这一方面是受监管趋严影响，券商要为之前野蛮扩张的风险买单；另一方面则是中信等头部券商开始下沉业务，争夺中小项目市场，在品牌、资本、资源等多方面优势下对深圳券商形成了压制。

“时代不一样了，资本中介的概念越来越盛行，小投行短平快的流水线已然行不通了！”邓舟坦言，以深圳为代表的华南地区，其实在培养上市公司和创新企业方面是全国领先的，但深圳券商却似乎并未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定的地缘优势，门口的很多业务都被外地券商大量抢走。

在邓舟眼中，不同于北京、上海地区对于当地金融企业的重点扶持，深圳特有的“小政府大市场”的环境，催生了“华南五虎”，同样也给了其他券商来深圳公平竞争的机会。对于诸多投行项目老板而言，肯定愿意选择实力雄厚和品牌响亮的头部券商。正是在头部券商的“降维打击”下，深圳券商有市场化机制无资本实力的瘸腿格局在竞争中就明显处于弱势。

国内证券公司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两点：人才和资本，人才又是依附于资本而流动的。近些年，随着北京、上海地区的券商在地方政府扶持、股东支持下，所占有的资源越积越多，展业机会越来越多，对人才的“吸虹效应”也日益明显，包括邓舟在内的一些深圳证券从业者不得不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路径。

邓舟说，自己负责的业务领域较为专业，因此好的工作机会很难得。邓舟给记者算了一道数学题：全国百余家券商中，有保荐承销资格且有一定业务量的也就五十来家，一家券商也只有一个负责人的位置。要想找到具备一定规模、业务势头不错、又符合自身期待的岗位并不容易，局限在深圳的话更是难上加难。

“上海，毕竟汇聚了全国的金融精英和主流资源。”邓舟说，且不论高校、教育、医疗等资源，仅将深圳福田CBD的金融区，对比陆家嘴和外滩一带的繁华气派，即便是再喜欢深圳的邓舟也不得不承认，“这才是真正的金融中心的样子。”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的实力强大，谁的机制稳定，谁有业务可做，谁就能招募到市场上的优秀人才，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邓舟总结道，反过来，人才在哪里，哪里的金融机构就会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