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40年之过往

从岭南边地，到香港边城——一个时代过去了，再怀念也没有用

1979年1月，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深圳不再是宝安县辖的一个深圳镇、一个深圳墟，而是涵括整个宝安地区的新名字。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习惯性地被称为“深圳生日”。

深圳经济特区和历史上的“深圳墟”一样，都有“市场”的含义，发展可以出口创汇的外向型加工业是开辟深圳经济特区的硬道理。没有这样一个经济基础，附着其上的改革与探索就无从展开，深圳市作为一座城市，其文化与文明也就无从发育。

外向型经济不是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而是在彼此合意的条件下，优势互补、通力合作。深圳有两样东西：一是毗邻香港、临近国际市场的廉价土地；二是可以从内地无限招募的精力充沛、扎实肯干的年轻得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产业工人。有土地，就可以建工厂；有劳动力，就可以让工厂运转起来。当时国际上劳力密集型产业正如水银外泄一般寻找低成本生产区，香港、台湾、亚洲四小龙已经成本高企，深圳的土地空间和劳动力优势令制造企业梦寐以求。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正是中国内地的生育高峰期，2.6亿人在这段时间出生，一张口就要吃饭，一成年就要做事，可是内地哪来那么多就业机会？机会，在深圳、东莞等沿海城市。

深圳的外向型加工企业曾经养得起百万外来建设者，他们的薪水曾经是内地居民收入的5-10倍；深圳的外向型加工企业曾经养得起城市，深圳的厂房、居民楼、百货商场、餐馆、卡拉OK、电影院……深圳的外向型加工企业曾经养得起一个移民社会及其精气神，青春傲人的年轻人、夜色阑珊的夜生活、活力四射的民间、色彩斑斓的文化……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这分明是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物种。

40年来，深圳这座城市就是在外向型经济的摇篮中哺育成长起来的，带有加工区的基因和外向型的特点。加工工业区犹如淘金矿区，很多人来工业区工作，赚取工资，寄回老家，就像淘金的矿工，淘到金子就回老家。

从40年前的30万人，到40年后的500万人，这个增长速度真是快得很，但是比起1500多万在深的非户籍人口，比起数以千万计的已经离去的曾居深圳的人们，沉淀下来的深圳人可谓大浪淘沙，与淘金无异。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奈，深圳一开始就只是个打工和淘金的地方。成片的厂房、宿舍和食堂，没有婚房、没有学校、几乎看不到老人和孩子，他们都在“家里”。

“家里”是梅州，是潮汕，是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家里”在北方。那时的深圳还只是个出口加工区，不是一座城市。城市只在老街一隅，蛇口一角，或荔枝公园那一方。过了上海宾馆，就是出了深圳城；进了二线关，才叫到深圳。每个月有一天、两天，出工厂大门，到东门，到华强北，才叫进城逛街。

上世纪90年代，邓公南巡，深圳的大学生多起来，“回不去”的年轻人多起来，“家是放心的地方”一类的广告流行起来，深圳作为城市的意识猛然苏醒，房地产像野草一样疯长起来。加工费可以在深圳糊口，在内地养家，但不足以按揭深圳昂贵的商品房，于是高附加值的科技型工业企业开始流行。深圳开始养得起大学生，养得起专业技术人才，养得起专业管理人才，养得起在深圳买房买车成家立业的年轻人。深圳工厂的周边开始有民居、有学校、有医院、开始有老人和孩子，深圳小镇，初长城！

现在，以香港为桥梁嫁接国际分工的深圳外向型经济模式可能要经历大调整了。深圳40年赖以建埠立城的基础变了，沿深圳河展开的深圳城市规划得修改了。

深圳40年之今天

从北方飞地，到珠江干城——一个你可能不喜欢的深圳，连同黄金般的机遇一起降临

失去香港引力的深圳城市，发展重心迅速向西偏移，这中间颇有些故事。

起初，港珠澳大桥的设计构想，有“单Y”、“双Y”之说。“双Y”构想就是大桥西端分叉，分别连通澳门和珠海，这就是“西Y”，现在的港珠澳大桥就是这么建的。“双Y”设计在大桥东端也构想了一个分叉，分别连通香港和深圳，这就是“东Y”，可是最终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

“双Y”方案的被抛弃，，换来“深中通道”的立项开工，导致深圳城市发展的天平大大地偏向西部。深圳西部枢纽快速成型，城市重心一路向西。从蛇口一路经东莞滨海区，直到广州南沙港，珠江西岸连成一片。所谓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首先是环珠江口的大河湾区。

经济基础决定城市建筑。沿深圳河建城的经济支撑是外向型经济，越靠口岸，越能参与国际大循环，因而越具建城优势。深圳沿珠江口建城，虽然并不排外，但是内向性越来越强。传统内向型经济，广州更具经验。服装、皮具、家电的内销批发市场，历来在广州，“广交会”内外贸易有机整合，可谓长袖善舞。参与城市经济内循环，深圳的机会在哪里？简而言之，深圳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营商环境。

深圳近年来很努力地优化营商环境，以致很多人都以为营商环境神乎其神。其实事情很简单，很多人会选择深圳，主要原因是两个：第一，深圳说普通话，不说粤语，不说沪语，不打京腔，不说官话，说外来移民不必见外、倍感亲切的话，这就是深圳的文化优势，让人来得理所当然；第二，深圳小政府、大市场。2019年底，深圳已拥有中小企业196.7万家，累计商事主体总量311.9万户，创业密度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

越来越多的财富汇聚深圳，将大大增强深圳对财富生态产业链的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资本的汇聚、人的汇聚，也会形成红利，不同于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的新红利。土地红利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有限红利，人口红利也是可以通过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计算出来的有限红利，但是资本创造的复利，人的经验、创意和创造力，是无法简单计算的无限红利。

过往几十年，深圳的人流变了：以前是坐汽车、坐火车来深圳的人多，坐飞机离开深圳的人也多；现在是扛着行李的工厂普工走在回老家的路上，高净值的人群却在携家带口走在来深圳的路上。深圳的资金流也变了：以前是打工者一到发薪日就往老家寄钱，现在是房子的首付款、按揭款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汇往深圳。随着深圳西部、珠江口东岸堆金堆银的开发，一座神似上海和纽约的消费型城市、财富型都会，正在悄悄降临深圳。

深圳不会是一座开采过后就被遗弃的城市废矿，深圳人会迎来一个陌生的财富社会，并将学会如何与财富共栖，共生，共舞。

深圳40年之未来

从文化荒地，到文教大城——是领袖群伦，还是泯然众人，就看这“一锤子买卖”

环珠江口城市群雄逐鹿，深圳有地理优势、有硬件优势，但最主要的是软件优势。小政府、大市场，营商环境好，这就让老大广州一时没法比对。香港25年来一直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深港一脉的自由市场传统，与广州十三行的“皇商”传统，也颇不一样。珠江东西两岸是不是隔着一道鸿沟，这还不好说，至少短期内还是有差距的。这一差距，可能会因为深中通道的开通而缩小，但是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被抹平。

文化上，广州有明显的广府文化自信。但是过于明显的自信和优越感，就会影响外来移民的心理感觉，让人觉得自己终究是个文化上的“外人”。珠江西岸则不然，香港有扎实的广府文化底子，但是香港潮商的力量十分雄厚，潮汕话和白话一样通行。香港还有沪商、江浙商人的文化传统和商业习惯。更不用说英语文化曾经作为官方语言影响香港百年之久。所以说，珠江东岸的香港并不纯然是广府文化的地盘。

再加上深圳，从满清初年“迁海复界”后，深圳就是一个广、客杂居的地方，广府人偏居西南、客家人偏居东北，人数上客家人似乎还略多一些。改革开放40年后，深圳人口2000多万，原住民微乎其微，新来移民中广府人不占优势，数量上甚至少于潮汕人。在强势的北方话语影响下，深圳文化中的广府元素已经并不突出了。

一个在深圳和天津都呆过的网友认为，深圳与周边的珠三角粤语城市很不同，是普通话的一块飞地。他觉得，深圳实在是个北方城市，就如同天津是个南方城市。

明初天津建城的时候，天津三卫驻军近两万人，主要是南方来的江淮人士，他们在天津世代定居下来，成为天津城建城之初和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居民。天津城由此在文化基因和气质上，是一座地道的南方城市，被诗人称作小扬州：“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明月小扬州”。

深圳，也有一个类似的建城故事。当年的深圳镇，原住人口不过三万人，成立经济特区之后，迎来的第一批外来建设者和定居的移民，是两万集体转业的工程兵。这些工程兵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而北方人的比例比较大。

此后，全国各地的人带着淘金梦到深圳打拼并扎根，让最初三万人的小地方变成了上千万人的大都市，普通话通行，这里，成了一座北方城市。

求学在北京，工作在深圳，这是很多年轻人愿意作出的选择。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去向里，第二选择的城市便是深圳；清华、北大和东北的哈工大，也都主动将研究生分院落户深圳。深圳聚集了太多来自北方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摆脱北国的诸多因循守旧，亦不需忍受排外情绪与方言的困扰。深圳，是异乡人的第二故乡。

深圳早年得过一顶帽子，唤作“文化沙漠”，很多深圳人不赞同，我也不赞同。深圳不是一片长不出绿植的戈壁沙漠，而是被荒废掉的一片文化荒地，它更像咸淡水交汇的水草泽国，文化可以长得很茂盛，只是没有人去耕耘，文化的田野这才长了草，撂了荒。

还有一个说法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这个不一定对，一堆没文化的人在一起，还可能是没文化。不过一群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生活在一起，大有可能杂交孕育出簇新的文化。

（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深商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