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是在“两个百年”交汇期进行战略深化和战略转型的关键五年，也是我国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落脚到规划之中。基于发展目标，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进行分析、研究解决办法，这将有利于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从“十三五”向“十四五”进行全面的转换。

需要重点突破的

中长期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期和中华民族崛起的关键期决定了我们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必须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必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我们认为如下几点将成为“十四五”时期需要重点突破的中长期挑战。

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在于，很多国家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资产泡沫化、产业空心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实力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走向弱化，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全会提出“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也是近几年中国金融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的一个核心基点。

二是适应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的特征，更加强调内生动力和安全的维度。特别是对于中美之间的博弈，如何克服目前这种不对称博弈所带来的冲击、如何能够全面突破来自美国的封锁和战略遏制，这在未来五年是一个核心关键点。外贸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整个经济全面升级、全面提质的核心动力源之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未来五年，有可能是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全面兴起的时代。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能过度依赖以外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需要更加注重培养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三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让我国的基本盘更坚实、更具弹性和韧性，确保不发生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全会把安全发展贯彻到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在经济方面的集中体现有三点：第一，对于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要进行自我发展、自我研究，要突破目前卡脖子的问题；第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牢牢抓住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进行相应的战略布局；第三，我们要更加重视考虑防范一些极端现象的出现。大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把安全问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扩大开放过程中的安全性，对于国际风险的把控能力，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相匹配。

四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全球贸易环境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们不仅仅要强调对外开放的效率、规模、速度，还要强调开放的安全，要有新的安全观。这个安全观要求我们在外贸的结构和产业布局上要有新的举措。首先，在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方面，必须要在国内进行布局，而不能简单、持续地依赖欧美发达国家。其次，我国的各类产业要在全球进行布局，而不能简单依托于欧美的需求。我们必须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依托高质量共建，开辟新的市场和增长极，要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技术提升、管理提升的基础上，打造我们新的竞争力。

五是关键领域的改革必须要全面实施、保证落地，真正激发各阶层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在全会公报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被放在了核心位置。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关键在于政府的改革，必须要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数字政府，让政府的定位和管理职能发生根本性改变，进而优化营商环境。另一个核心点是要素市场改革。我国产品市场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要素市场改革还没有完全破题。事实上，近几年的改革计划，尤其是今年4月份出台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已经将要素市场改革作为重中之重。

六是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还比较滞后，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一些民生领域反映比较突出。这方面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体系的覆盖性；二是要全面加强全国的统筹性。实际上，由于地区差异、部门差异，“分割式”的再分配工具有些时候反而成了一个不公平的新源头。“十四五”发展目标提出，民生福祉要达到新水平。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十四五”时期，需要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积极作为，特别是补齐社会发展的“短板”。“十四五”时期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需要在收入分配、民生建设、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领域有突破性进展，如加速推进城镇化、社保体系改革尤其是养老体系改革。

七是真正改善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现象，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和区域收入分配差距。使中等收入阶层能够明显扩大，才能激发潜在的消费能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分配改革分为几个层面：其一，初次分配的改革，是要改变目前个人工资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税收这三者之间不合理的比例格局，要在工资形成机制、利润分配机制和税收体系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其二，再分配体系的改革。首先是不同收入阶层的改革，必须对高收入阶层、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其次，要完善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使更多低收入阶层能够享受到有效的、充足的社会保障。最后，再分配体系中，还要对税收工具进行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在财产税等方面做大文章。要从目前的流转税向财产税、所得税进行转移，并且所得税递进的层级要有所提升。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触动深层次利益结构的改革。如果我们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现在就要在战略上进行全面设计。

八是应对全球化红利持续快速下滑、传统人口红利和工业化红利的大幅逆转。疫情暴发和中美经贸摩擦之前，全球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已经决定了全球化红利出现了大幅下滑甚至趋于耗竭的迹象，外部环境的恶化具有中长期性。同时，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放缓，决定了传统人口红利和工业化红利趋于衰竭。随着2021年中国步入经济常态化之后，趋势性下滑力量的逐步显化带来的潜在增速下滑将再次成为主导性因素。疫前在影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几大趋势性力量中，除了制度性因素见底回升并带来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其他几大因素并没有步入新的平台期，依然处于回落阶段。随着疫后经济逐渐回归常态化增长轨道，经济增速换挡力量的显化将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又将成为实际经济增速下滑的核心因素。

应对建议

应对未来风险挑战，中国需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也必须抢抓疫情期间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窗口期。

第一，在战略层面，科学设定“十四五”及2035经济增长目标，并通过改革和结构性大调整，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使未来15年经济增长的中枢提升到合意的4.8%以上。按照人民大学团队测算，只要我们对要素市场改革进行75%的深入改革，未来15年年均增速可以提升0.72个百分点，达到5.03%；如果要素市场改革进展到90%，那么潜在经济增速将提升2.4个百分点，达到6.6%左右的水平。虽然这种测算是一个理论上的参考值，但足以说明中国只要通过利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来调整、重构、深化过去的各种战略，我们完全可以较大幅度提升潜在增速，进而满足收入翻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4.8%合意增长速度。

第二，在总体政策定位上，2021年依然需要保持相对宽松的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在超常规纾困政策退出的同时，利用常规性扩张政策填补政策力量下滑的空缺，再回归“六稳”培育国民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

第三，在扩大内需、挖掘内需潜力方面，需要有一揽子综合方案。这个方案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而必须真正从扩大内需战略的层面展开，需要中长期的改革方案、中期的战略调整方案和短期的政策方案相配合，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和政策层面来进行多维调整。因此，在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和解决相对贫困时期的主要矛盾之后，需要重点推出中产阶层倍增计划，从数量倍增和收入倍增两个维度展开。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6.4%，但个人所得税逆势增长7.3%，而个税承担主体是中等收入群体，这说明税制安排在收入分配层面还没有起到逆周期调节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第四，在激发市场活力方面，对于各类微观市场主体积极性问题需要继续保持高度关注，特别是目前民营企业投资激励问题，以及地方政府一些官员存在为官不为、能力不足等问题。如何在这方面做足文章，使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居民消费信心、社会投资空间进一步提升，依然是我们未来需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几个微观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