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罗曼 田牧

当下的贵州是知名的“数据之都”，“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金融”字眼的招牌在贵阳随处可见。过去每年5月，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互联网巨头都会齐聚由贵州省政府主办的“数博会”，发表他们对于大数据——这个被《经济学人》定义为新时代的石油——的观点。

2013年被称为贵州发展大数据的谋划之年，彼时，商人王叁寿看到了机会。

王叁寿何许人也？他号称中国“数据之王”，于2010年创办了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九次方”），并于2013年提出“做中国的大数据资产运营商”，激活政府手里的数据资源，服务政府和市场。这一前瞻性理念，与当时贵州省发展大数据的战略不谋而合。

2015年4月14日，全国乃至全球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简称“贵交所”）正式挂牌运营。贵州通过三家国资持股35%，为第一大股东，其余65%皆为民营股东。其中，九次方以22%的持股比例居第二大股东，王叁寿则以执行总裁的身份，掌舵贵交所。

王叁寿在贵交所成立时宣布，未来3～5年交易所日交易额会达到100亿元，预计将诞生一个万亿元级别的交易市场。贵州省对于贵交所及王叁寿也寄予厚望，然而，六年下来，现实却略显尴尬。近期，证券时报记者对贵交所进行实地考察，并采访了其核心管理层，以及离职核心员工，获悉贵交所业务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真实成交几无

贵州这个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早在2013年就提出大数据战略，无疑有着相当的前瞻性。

作为贵州、贵阳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贵交所自成立以来承担着重大使命，旨在推动政府数据公开、行业数据价值发现，通过清洗、脱敏、分析、建模等技术手段规范大数据交易，驱动贵州乃至全球大数据产业发展。

对于贵交所，贵州省给予其战略级的定位，且在日后关于大数据发展的政府文件中都能看到其重要角色。

2015年，一位时任贵阳市领导称，大数据交易所是贵州大数据产业链条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环节：贵安那边形成企业数据中心集群，“云上贵州”系统平台聚集政府数据，通过政府招商不断引入当地的各类大数据技术公司负责数据生产，交易环节则由交易所承担。

时任执行总裁的王叁寿在贵交所成立时宣布，未来3～5年交易所日交易额会达到100亿元，预计将诞生一个万亿元级别的交易市场。

然而，在其后几年发展中，交易所不断更改交易额目标，从“日交易额100亿元”到“全年力争突破亿元”。即便如此，这个大大缩水后的交易目标仍难达到。

“100亿那都是之前领导拍脑袋吹牛吹出来的，在实际交易过程中远远小于这个数。”贵交所一名核心高管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贵交所一名离职的业务经理陈翔（化名）称：“2019年，交易所大概只做了500万～800万元的项目，因为没有数据，技术也跟不上。”

对于2020年的贵交所成交额，前述高管称，“500万都没有，你尽量往少了猜。”

贵交所原商务经理王明（化名）告诉记者，“早期交易所确实会收到很多订单，比如有些客户会提供一个2000万的购买数据协议，但我们完成不了。说得直白点，交易所就是贵阳的一个企业，类似中介平台，撮合买卖双方在平台交易，我们收取10%佣金，它不可能做全国性的数据交易业务。这个业务模式没有发展起来，数据交易也并没有想象中活跃。”

王明告诉记者，很多领导和媒体都会问交易所的交易大屏在哪，想看一下交易量和交易指数，其实并没有交易大屏，现在的数据交易也不可能达成高频交易。

值得一提的是，贵交所官网从2018年以后就不再对外公布交易额、交易量等数据交易动态。“不公开是因为没有什么成交量，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几乎没有成交的记录，因为关于数据确权和定价都很困难。”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一位主任称。

空中楼阁

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发展过程中，王叁寿及其实际控制的九次方，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根据官方描述，九次方大数据早在2010年就已成立。彼时大数据的概念在国内还属小众，九次方可谓早早抓住了风口，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到2015年王叁寿携九次方入主贵交所时，已经成为拥有多年经验的行业资深玩家。

但证券时报记者梳理早期媒体报道发现，2010年成立时，九次方并不是如今的大数据集团，而是属于王叁寿首次创业做IPO咨询的汉鼎咨询旗下的一块业务。

在《创业家》2011年发表的《揭秘汉鼎王叁寿》一文中，王叁寿称“汉鼎咨询已经建成涵盖60个大行业、4000多个细分行业、4万家公司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一款叫做“9次方财富资讯”的软件，亦即九次方大数据的前身。但这个数据库更像一个企业黄页，除了公司名称、行业、联系电话外，再没有更多的信息。当时汉鼎咨询的高管也表示从未看过或使用过这个数据库，“是行销手段”。

IPO咨询行业由于监管和政策原因逐渐没落，2015年，王叁寿转身成了大数据领域的专家，“参与大数据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起草、参与大数据相关标准编写及制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九次方成为贵交所的第二大股东，作为执行总裁的王叁寿负责贵交所的经营管理。

直到现在，外界也不清楚王叁寿是如何打动贵阳市政府的。熟悉王叁寿和贵交所的两位知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都避而不谈。

虽然九次方官方一再强调其早在2010年就已成立，并进入大数据行业，但无论是公司官网还是媒体报道，与九次方大数据相关的动态基本都是从2015年才开始。九次方最早的融资也是在2015年1月，此后到2019年，九次方进行了超过十次融资，引进40多家投资机构，累计融资20亿元，估值一度高涨至110亿元。

对大趋势的敏感，让王叁寿成功从IPO咨询行业转到大数据领域。不仅如此，王叁寿还十分擅长与政府打交道。

大数据在2015年成为国家战略，各地掀起了一波拥抱大数据的热潮。九次方和王叁寿则凭借贵交所的金字招牌，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如鱼得水。2015年之后的几年内，九次方先后与重庆、包头、哈尔滨、济宁等80多家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了大数据公司。

王叁寿也借此迎来高光时刻，甚至有媒体称其为“数据之王”。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王叁寿才敢豪言贵交所日交易额可达上百亿元。

然而，大数据行业是一个全新、不断变化的新兴领域，直到现在相关的政策、法规都还在数据确权、合规等核心问题上未有定论。因此，对于抓住了风口却缺乏落地抓手的王叁寿来说，一切都像是“空中楼阁”。

据九次方官网，王叁寿搭建的这座“空中楼阁”一度拥有2000多名员工，在北京、南京、深圳、成都等地设立了6个研发基地，在全国部署了近500个大数据平台。

但是，在王叁寿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群兴玩具于2020年4月先后发布公告，爆出王叁寿因税务问题被调查取保候审，且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2.89亿元之后，九次方这个空中楼阁还是塌了。王叁寿在很多曾经的合作伙伴眼里，成为了“历史”和不愿提及的敏感话题。

如今，九次方已是诉讼缠身，王叁寿持有的九次方股权被多次轮候冻结，王叁寿本人被限制高消费。九次方的官网虽然还能正常打开，但所留的400联系电话已经成为空号，此前的办公场所也已易主。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循着九次方官网所示地址，来到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东升科技园6号楼，却看到这幢三层独立办公楼已经成为闪送的总部。闪送工作人员和东升科技园物业告诉记者，九次方在2020年9月就已搬走，当时有员工称九次方还欠他们工资没有结清。

记者又辗转走访了九次方及其下属诸多子公司及关联公司的多个集中注册地址，大都是创业企业孵化器，九次方相关公司只注册不办公。

随着九次方自身陷入低谷，其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的大数据公司也大多停滞，不少合资公司已经注销。

国资接管

4月13日，证券时报记者实地走访了贵交所位于贵阳观湖区的办公室，办公人员仅十几人。据陈翔介绍，贵交所目前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王明透露，贵交所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员工工资及日常运营费用，主要依靠5000万元注册资本金，再加上平时拉来的一些零散项目收入及会员会费维持。

前述核心高管则表示，为了让贵交所的业务正常开展，目前贵阳市国资委正着手对其进行股改，将贵交所变成100%国资。在正式推进股改之前，已先更换了贵交所的管理层，由当地具有银行系统背景的彭睿出任新的董事长（注：现已不再担任该职务），王叁寿也卸下贵交所执行总裁一职，不再管理公司日常经营。

陈翔称：“其实王总（王叁寿）从2018年开始对九次方进行资本运作时，就很少管交易所业务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2019年底九次方资本运作不利，导致九次方资金吃紧，王本人也受到了影响，出了一些负面新闻。所以，国资委下派了新领导过来，重新负责贵交所业务，希望对其整改。”

在采访过程中，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原董事长彭睿是从去年7月开始接手贵交所的。接手之后贵交所也基本没有什么项目合作，并称前任领导（王叁寿）存在一些管理上的问题，某些财务账目也不清晰。

据彭睿介绍，由于王叁寿持有的九次方股权被轮候冻结，贵交所的改制一直不太顺利。“我们也派人多次去说服王叁寿，希望他能够主动退出，但他不愿意，甚至避而不见。”

就贵交所过往的业务情况，记者致电王叁寿寻求采访，他说他早已从贵交所离职，对于其他问题，也不愿意提及。

此外，关于贵交所的业务改革计划，记者前往贵交所控股股东贵阳市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主管机构贵阳市大数据管理局，但相关工作人员均以“不清楚业务”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第一家”的尴尬

如今的贵交所，从“顶层设计”的美好初衷，到落地的运营不利，骨感的现实是诸多因素导致的结果。

在采访过程中，一位熟悉贵交所业务的业内专家告诉证券时报记者，这几年贵交所虽然号称大数据交易所，但实际上手上并没有多少真实的数据。“首先，它的数据交易模式有一些问题，为了对接API接口，它会有很多接头，比如某一类数据，为了保证数据安全，可能会接5到6家甚至更多，这种情况下，优劣数据混在一起，导致数据价值不高，优质数据的核心源头就不愿意跟它合作。另外，九次方研发的交易系统在缓存数据方面也存在漏洞，同样会损害数据源的利益。”

至于没有数据的原因，前述贵交所核心高管向记者解释，第一，政府类数据不开放给贵交所，因为这家公司毕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第二，数据交易没有标准，交易系统也不完善，藏有很多风险；第三，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数据交易商，数据黑市产业链也庞大，且交易成本低，大部分数据买卖双方都不愿意来交易所交易；第四，目前国家并没有规定关于数据交易的渠道必须通过交易所，一些大的互联网企业或者第三方数据商都会有自己的交易渠道，直接绕开交易所。

此外，贵交所在王叁寿掌舵期间，还存在一些管理上的问题，比如，王叁寿旗下九次方与贵交所争抢项目。

陈翔告诉记者，王叁寿管理贵交所期间，贵交所很多与其他地方政府的合作业务，都是九次方出面沟通协调，拿下的项目直接绕过了贵交所，进而与地方政府共同设立合资公司。

陈翔告诉记者，“九次方截胡本应属于贵交所的业务，导致贵交所在开展业务时处于不利地位，一直拿不到大的订单。而九次方一心想要资本运作上市，独揽业务，步子迈得太大，后期技术和资金都跟不上，造成了如今双输的局面。”

不可否认的是，王叁寿在贵交所成立初期，对贵交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也促进了贵州大数据知名度的提升。“贵交所注册资本才5000万元，九次方自身投资了1000多万元，贵州政府也投资了1000多万元，但贵交所的品牌溢价已经远远超过了5000万元。”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副秘书长颜阳称，“贵交所只是对大数据交易的一次尝试，也为其他地区大数据交易所提供了一个经验。目前市场上单独做大数据交易业务的公司都做得不好，几乎都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贵州省很有前瞻性，但这个事情做早了，难免要交一些学费。”

行业困局与突围

光环和掌声终将退却，贵交所眼下的窘境也折射出一个行业问题：大数据交易中心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与生存的空间？

开放数据中国联合创始人及执行主任高丰表示，“从大格局来看，整个市场依旧没有什么真实的交易，也没有探索出什么规则，交易的底层法律逻辑、商业逻辑其实都不是很清晰。”

颜阳向记者表示，目前各地大数据交易所都还处于一个摸索阶段，还没有哪一个数据交易所可以做到让数据更好地流通，所谓的数据交易所更像是一个撮合类业务的服务商。数据确权、数据定价、数据交易等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机制设计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多空白。

“大部分情况是，大家只是通过交易所来接触一些客户，交易过程都绕开了交易所，买卖双方自己跑自己的模型。最主要是交易所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数据，发展到最后，都开始走数据撮合类业务，然后抽取佣金，这个模式很难行得通。”王明告诉记者。

但即便如此，各地政府对发展大数据相关产业的热情依然很高。比如今年3月31日成立的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目标是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这口号与贵交所成立之初对外宣传的战略定位颇为相似。

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以来，全国涌现出贵交所、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华中大数据交易所、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河南中原大数据交易中心等一批具有政府背景的大数据交易平台。

然而，在数据交易的底层法律逻辑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时，大多政府背景的数据交易所就选择不再多冒险，但各地都在跑位占坑，生怕落后。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政策所副所长高晓雨向记者表示，理论上看，数据作为虚拟产品，大数据交易平台不仅不受物理空间限制，而且还有明显的网络效应，走向“赢者通吃”，若每个省都建立数据交易平台，难免会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最后难以发展壮大。

“同样，若大量的企业掌握了海量用户数据，企业间数据共享不能有效规制，则容易形成数据垄断，如果企业运用数据资源作恶，将会危及个人隐私、消费者权益，乃至国家安全和实体经济发展。但企业间数据共享存在隐蔽、不透明等特点，也难以进行有效监管和执法。”高晓雨说。

对此，高晓雨建议，可以制定出台《数据交易管理办法》，加强对数据交易行为的政策指引，明确数据交易的管理机制、相关定义、参与角色，以及数据交易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其次，规范数据交易流程，提出加强监督管理，以及促进数据交易的各项举措。第三，加快推进数据权属的制度安排，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平台权等权利的法律地位，确立数据权属理论体系。